伯弘是某一公務機關處長，因有人向調查局檢舉包含伯弘在內之3名公務員，在資訊機電更新升級之政府採購標案中，收受某投標廠商之賄賂而洩漏底標，經檢察官指揮調查局到包含伯弘在內3名公務員之辦公室、住家搜索。之後，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該3名公務員，經法院開羈押庭訊問後，將主嫌裁定羈押，而伯弘及另一公務員未遭羈押，法院命以200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而後，該案件經偵查起訴、一審、二審、三審、更一審，已經過7年仍在更一審訴訟中，伯弘仍遭更一審法院持續限制出境。某日，伯弘接到居住在美國大姐的通知，居住在美國之父母發生意外，經手術後仍情況危及，伯弘心急欲到美國探視父母，想聲請解除出境限制。

刑事訴訟法中並無明文規定所謂「限制出境」，僅於刑事訴訟法中規定「限制住居」為無羈押必要之代替手段。目前最高法院皆認為限制出境係限制住居之一種方法，屬替代羈押之處分，以確保完成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及保全刑事執行，並由事實審法院職權裁量是否羈押或限制出境。因此，雖有學者認為「限制出境」牽涉的不僅是居住遷徙自由，出境另涉及工作、探視親屬等等權利之限制，其應有獨立內涵，並非「限制住居」之一種方式，但目前實務認為「限制出境」就是「限制住居」的一種方式，並非不同事項。

然而，現行法律對於限制出境之要件、期限都未明文規定，尤其是限制出境的期限無任何上限規定，將嚴重侵害人民對於因出境所依附之遷徙自由權、工作權、親情等身分法益之保障，伯弘因訴訟進行7年仍未判決確定，持續被限制出境就是一例。因此，有學者認為應參考羈押期間之規定，明文規定關於限制出境之期限，使限制出境符合比例原則。

本例伯弘如欲出境到美國探視父母，必須向目前審理之更一審法院聲請解除限制出境。關於請解除出境限制之審理，程序上事實審法院是否必須開庭訊問被告（聲請人）後才能裁定準否解除？ 有實務見解認為法院已為強制處分後，被告聲請解除、變更者，因被告為處分之客體，且為主動聲請，依訴訟進行情形，就原處分所載之原因事實有無消滅、改變、強制處分之必要性是否依然存在等，知之甚詳，也能完整說明、舉證，以使法院為有利之處分，不會因未經法院訊問致生對其不利之結果，倘法院認依被告提出之證據資料已足夠作為判斷依據，不以再訊問被告為必要。

另外，對於解除出境與否，其罪嫌審查門檻是否必須到達如羈押門檻「犯罪嫌疑重大」？ 亦有實務見解認為限制出境因僅消極防阻被告擅自出國，干預人身自由之強度顯較羈押輕微，所以從一般、客觀角度，如以資訊及事實作為現實之基礎，而有理由認為被告涉嫌犯罪，即被告具有「有理由之罪嫌」已足。

最後，本例伯弘向更一審法院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倘若被裁定駁回，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以為救濟。

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

黃志樑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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