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二歲，民國八十四年曾因精神耗弱犯下搶奪未遂刑事案件，在新店軍事監獄服過十年的刑期，假釋出獄後，面對生活的艱難與良心的譴責，一直不是很願意面對家鄉人異樣的眼光，在尋求父親的支持下，抵押了老家房子，自行創業，第一次創業由於經驗不足慘淡收場，血本無歸，更欠下了一堆債務，面對如此難境，選擇了到大陸去闖盪的想法，在經過花蓮軍事檢察署檢察官與書記官的瞭解與溝通後，同意到大陸創業的申請，這一去就是七年，七年中我與軍方的檢察官書記官們，透過固定的聯繫方式與保護管束的報到寬限，讓我在中國市場有長足的收獲與進步，正當中國的市場處於萌芽階段，七年辛苦的代價終於看到了曙光，但在一○二年九月由於台灣的憲法解釋，撤消了軍事檢察署，而我的保護管束的觀護權也移交到了花蓮地檢署，在之前還跟軍事檢察署的書記官通過電話，尋求報到時間的延長，一○二年十一月接到花蓮地方法院陸股觀護人老師的電話（此時我人在廣州）要求我十二月必須回花蓮地方檢察署報到，于是我安排了第一次回臺報到的時間安排，在第一次與老師的見面就遞交了海外工作的申請書與工作證明，請求廖老師能夠轉達給檢察官辦理海外工作的核准，老師在對談中對我提到了幾點令我憂心的事，第一出國申請不一定會准的，第二點報不報到你自己決定，反正你不來我就申請徹消你的假釋，對于觀護人廖老師的工作負責態度，由衷的敬佩，由於此次回台沒有接收到太多的報到資訊與準備資料，從廣州到桃園，從桃園到花蓮，花蓮到玉里，來回奔波就為了廖老師要求我必須先回管區報到，我心想我都假釋出獄近九年了，剩下一年五個月就假釋刑滿，怎麼還按照剛出獄的標準來對待我？
也許是行政上的要求不同，我馬上又回到玉里警局進行報到手續，又驅車趕回台北趕回廣州的班機，第一次就這樣的在奔波中結束，但在我心中也埋下了不安的種子，擔心我的海外工作申請會被拒絕，在得知出國工作申請被拒，於是安排了第二次的報到行程，我又從廣州趕回了台北，把在廣州的公司行程與業務都暫時停擺，安排了往返行程，沒想到的是這一次的報到卻是讓我晴天霹靂，這一次的報到廖老師直接告知我，你必須按照剛出獄的假釋犯標準進行密集管束，每個月報到二次，還有目前你已被地檢署函送出入境管制局限制出境，地檢署將對你在六月期間每個月進行二次保護管束，一切按照剛出獄假釋的標準來執行，接受教化與改正，而目前陳情人已假釋出獄八年七個月，地檢署的標準我在九十四年假釋出獄時也已按照保護管束的安排進行報到，難道因為保護管轄單位變更，一切都必須重新再來？那是不是由軍事監獄移至司法監獄的軍事犯人所有處遇也要重新來過？一國怎能有兩制，這是當初大法官釋憲軍法違憲的最大原因，如今釋憲案通過，執行方式卻還是一國兩制的方式？
在未接收到限制出境的命令下，我倉促由廣州回到台灣，隨身只攜帶了一天的換洗衣物，由于擔心八十七歲老父的操心，這次被限制出境後都是住在姐姐家中，未敢讓父親知道此一事情。
目前廣州的事業由我與太太兩人經營，只是租了一間二房二廳的小住家，主臥室當做是平時休息與睡覺的地方，客房是辦公室，客廳則是商品的儲物間，在如此克難的環境，并手抵足在廣州拼博了七年時光，我與太太分工明確，我主要負責商品的測試與生產，產品包裝設計、文案撰寫、合約簽定與談判，出差到內地各省進行合作方的教育與訓練，還含了辦公室的電腦維護、貨品的搬運、客戶的交際等，太太則負責一般經銷商的維護、財務管理、倉庫管理與其它煩雜小事等，相當于一個小規模公司員工的合体，相當辛苦，跟我熬了七年到如今好不容易將台灣的欠債還清，並能讓父母生活品質進行些微調整，卻在我與太太投入這幾年的心血，準備大展拳腳之際，遭遇到了這些困境，讓人措手不及，連工作都無法進行交接與教導太太，現在太太面臨崩潰邊緣，每日憂愁滿面，公司業務停滯不前，（產品無法驗收交貨，工廠生產無人進行洽談與調整），而先前商洽已久的客戶，將于三月進行合作的洽談與合約的屨行，這都已是一○二年已安排好的工作，如今這些客戶無法見到陳情人，合作案必定告吹，甚至必須賠償毀約的後果,並無力再支付台北與廣州兩地房貸，陳情人的財務及信用即將瀕臨破產，也對我與太太的未來進行無情的殘害，這是一個毀滅性的消息，妻子在接到消息時，也哭著說，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我們已經很努力想要好好生活，好好做人，以後好好的回饋社會，好不容易站穩了腳步卻要把我們推到深淵中，還讓不讓人活啊！一旦經濟上沒有了收入，面對不止是巨額的債務，連帶牽連到了父母的生活費用，這讓我情以何堪如何面對老父老母，而我們的未來與希望在那裏？
憲法是國家最高的法律，憲法中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等基本人權，那為為何我連基本的生存權與工作權都毫無申訴的機會與管道，目前大法官都已經釋憲，說明以後監獄受刑人可在申請假釋被駁回時，可提出異議並要求說明，在監獄中尚有此修法後的人權制度，那為何假釋出獄後，若是遭受到觀護制度不合理處置時，卻沒有任何一個申訴管道，令人無助沮喪。至少目前我感受深刻，而在社會上所有更生人有心改過時，往往要提出更大的勇氣與努力才能有基本的尊重與人權，尚且還談不上與平凡人一般，只要知道我們有前科記錄，投射在身上的眼光都是刺痛的，我們因為犯過錯，所以我們自卑，或許在許多人眼中我都是有一大片的污點，是個隨時都存在危險的一群人，但我們努力把污點美化成花朵，讓所有過錯都能透過努力生活進行彌補，來達到社會的認可與公平的對待，但好像我想錯了，我永遠低人一等，在人們眼中可以隨時消失的，不過這也只是罪有應得，我只希望我能得到合理與司法公正的對待，這一切只源自于我只想我與身邊的人有尊嚴的生存下去。
目前出國申請被拒的理由，透過與觀護人洽談，分析有幾個重點
一、對我的目前狀況不瞭解，以為我是個小公司老板，公司內有員工可以執行公司正常運轉，公司可透過電話進行營運。但是大陸事業就只有我與太太兩人在經營，兩人是老板，兩人也是員工。
二、對我以往在軍事檢察署的報到記錄不滿意，認為有違規情形，所以必須密集進行觀察與管束作業。我在軍事檢察署進行保護管束作業時，因為在廣州工作，往返台灣的費用太高，所以每年只到報到一次至二次，這些都是經過軍事檢察署同意都才這麼做，至于報到記錄上的不完美，只是軍事檢察署按實登記，不能依照地方檢察署的標準進行衡量，而且最重要的，我並沒有因報到次數的減少，或書面報到的不準時，而受到軍事檢察署的處置，我在軍事檢察署保護管束期間並無任何的違規記錄，這些誠屬我與軍事檢察署之間的協議與默許的協助幫忙，怎可按以前記錄來追溯我的過錯？另外，依保安處分規定，假釋出獄滿六個月可做出國申請，為何還要我觀察六個月後，再依照配合情形與報到情況進行審核？
三、花檢署認定我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三年一月六日，通知報到不屨行，實為重大保護管束缺失。我于一○二年十二月四日自廣州第一次回台灣進行保護管束報到，接觸到廖品涵老師的當面告知，並書寫在報到手冊上一○三年元月六日進行第二次報到，當時期還未告知每月須報到二次的密集保護管束規定，十二月四日報到後，第二天就按照行程回廣州繼續工作，沒想到十二月中父親收到地方檢察署公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必須回台進行報到，我在軍事檢察署的核准出國工作申請期限是至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文上書明每三個月報到乙次，雖然案件移交地方檢察署，但身為國家法治人員不應該使法令指示產生混淆，讓人無所適從，在我回廣州後又再次要求報到乙次，廣州往返台灣的機票可都是血汗錢，怎麼能這樣就浪費了？再則父親年事已高，對公文的敏感度不夠，我也未接到任何人通知說十二月二十日必須回台報到，而且觀護人也明確知道，我需要回廣州（所有一○二年十二月四日報到流程，觀護人對我說全程皆有錄音錄影），並于一○二月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來家中到訪時也支字未提為何二十日沒去報到乙事。在我一○三年一月六日報到時，也未針對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未報到的事由進行提問，事後卻在我第二次遞交申請解除限制出境的書狀時，列表在記，令人感到嗟異！
四、地方檢察署認為我是新進保護管束人員，初期必需熟悉，以能充份瞭解與掌握我的狀況。
我非常希望有機會能將這些事解釋清楚，可是每次在報到期間話一出口，就得到觀護人事不關己的回應，（你想怎樣做就怎麼吧！我已做告知！）申請與檢察官當面報告，也未能獲許，很想親自對檢察官說明清楚，並非常渴望知道，為什麼執法人員要把我辛苦努力的成果毀于一旦，為什麼能夠冷漠的看著報到的被保護管束人不說一句勉勵的話？還要處處設立讓人生存不下去的障礙？為什麼要毀滅我折磨我與我的家人，究竟是顧慮我那方面會違法？還是只是按列必須如此？那我需要怎麼做？才能享受最基本憲法保障的人權、工作權、生存權力？還是憲法的效力不包含更生人？
我只請求現在能給我請假十天的時間，回廣州處理公司事務，現在公司一團亂，已付錢的廠家已開始要求出貨，工廠要求進行產品、包裝、設計的驗收，這些事我必須回廣州當面交待清楚，將已經約定必須執行的工作做妥善的安排。，並挽救賴以生存的工作機會，請問我該如何進行救濟，我已申請了4次出國工作申請，都用各種不同的理由打回票了，我還有機會嗎？能上法務部疏情處做陳情嗎？成功機率高嗎？
